全湘人民公白[6]
5月14日,到教育總會來開會的達數萬人,群情激憤。有的演說,有的痛哭,有的斷指,表示與盛宣懷不共戴天。會上除決定于16日由各團體代表到巡撫衙門請愿外,還通過決議:商辦湘路實力進行;召集正式股東會,分段開工;租股、房股、薪股照舊收集;對來湘強事修筑的督辦或外國人,概行抵制;政府如不同意商辦則實行閉市、停課、抗租等十五條辦法。有一張題為《鐵路苦狀告我同胞》[7]的白話文傳單明白表示:我們的抵制他法子,一面人人多拿幾個錢出來,分途開工,趕緊辦路,修一尺是一尺,修一丈是一丈。一面請撫臺出奏,要外務部即日把湖南借款的事情一筆勾銷。在下的想那班賣路的奸賊,一塊肉落在口中,要他吐出來,是難得望的。我們只好拿定一個主意:我們辦我們的路,他借他洋人的錢,我不去管他,也不許他來管我。萬一我們修路的時節,有誰來用強迫手段壓制我們,那時我們做百姓的人,橫直是一條死路,大家把這條性命與他拼一場,在學堂的人大家散學,做生意的人大家閉市,湖南全省的糧餉大家是不肯完的,看他把我們湖南的百姓怎樣辦法呢!在5月16日長沙各團體代表往巡撫衙門請愿的同時,鐵路公司長(沙)株(洲)段工人一萬多人也停工進城舉行請愿游行。他們表示:“如撫臺不允上奏挽回,商須罷市,學須罷課,一般人民須抗租稅?!盵8]巡撫楊文鼎在群眾的壓力面前考慮對策,他一方面答應代奏,另一方面密電瑞澂讓清帝對自己下旨申飭,“若輩見撫臣已受申飭,無可藉口,久則勢散氣渙,不難就范”[9]。他們按照這條“苦肉計”進行部署。6月3日清帝果然對楊文鼎“嚴旨”申飭一番,但是效果不大,除了在一部分膽小的紳士中間,稍起了些“震懾”作用之外,大多數群眾卻因此“愈益憤激”。諮議局議員紛紛辭職,各學堂學生相率停課。到6月16日以后,形勢越加嚴重,楊文鼎不得不揭去偽裝,出動巡防隊、警察隊“沿街穿巷,四處巡邏”,“手擎槍械,如防匪寇”[10]。同時出示禁止開會,取締印刷店,檢查信郵,特別注意學生和軍隊的信件。在反動統治者的高壓和分化政策下,湖南人民反對鐵路“國有”斗爭的第一個高潮暫時被壓下去了。但到9月中旬,長沙各學堂學生聽到四川保路風潮擴大,再次奮起斗爭,實行罷市停課,抗糧拒稅,并且出現了“鐵路協贊會”等幾個組織,密謀革命。新任巡撫余誠格“深慮激動風潮,妨礙大局”,下令不準民間開會結社,并電告湖廣總督瑞澂:“請調常備軍兩營,駐扎岳州,以備不虞?!盵11]反動統治者為了鎮壓人民斗爭,制造恐怖氣氛,使得長沙“居民一夕數驚,大有草木皆兵之象”[12]。這時距武昌起義的發生已經不遠了。湖北的京官哈漢章等多人,也較早地探聽到盛宣懷主持鐵路借款并奏請取消鄂路商辦的消息,曾聯名上書抗爭,指劾盛宣懷罪狀多端。5月9日清帝發布“干路國有”的當天,湖北諮議局剛好在四官殿鐵路公司召集軍、商、學界會議討論借款問題。這天到會者一千多人,會上人們紛紛演說路權損失之利害關系,譴責盛宣懷的賣國罪行,表示非認真對付不可。隨后武漢商民團體聯合會又在小關帝廟集會,反對借款,力爭商辦。這時漢口《大江報》主筆、革命黨人詹大悲,發表了一篇激動人心的“時評”,以《大亂者,救中國之藥石也》為題,揭露清政府賣國媚外的罪行,號召人民采取革命行動。反動統治者對于群眾的愛國行動采取了鎮壓與分化的兩手。湖廣總督瑞澂對倡議爭路者揚言要“格殺勿論”,對保路積極分子進行偵察審查,下令查封了《大江報》,逮捕了詹大悲,判處監禁一年。受命為督辦的端方,則以另一種姿態出現,他設宴招待鄂省京官,積極聯合湘鄂兩省人士,“哀求”他們“相助”[13]。由于湖北商辦鐵路公司集資不多,股款未齊,而且郵傳部擬具的收回辦法中,承認用國家鐵路股票贖買商股,因此“國有”與否對那些上層紳商利害關系并不大。在端方、瑞澂軟硬兼施之下,他們“首先軟化”[14]。連過去曾經慷慨一時表示過“路亡與亡”的諮議局議長、立憲派分子湯化龍也“甘心路亡,而不置議”了[15]!還有少數無恥之徒,為了討好官方,要求武漢各團體列隊車站,歡迎端方的到來,與端方有過一定關系的紳士們,更想“乘此時機運動差缺”[16]。湖北人民的愛國斗爭被立憲派分子和反動紳商們叛賣了。廣東在京京官得知路歸“國有”的消息后,非常激憤。他們聯名參奏盛宣懷“朦蔽圣聰,侵權違法”,質問總協理大臣“此事是否應負連帶之責任”[17]。在廣州方面,也同樣激起反對。6月6日,廣東粵漢鐵路公司舉行股東大會,討論對策,參加會議的股東一千多人。當董事和大股東們提出幾種“轉圜”辦法,如領回資本,別營其他實業,或更換國家鐵路股票時,皆無人同意;當有人提出“仍援原案,堅請商辦”的議案時,“眾皆起立,哄然嗥應,聲震會場”[18]。會上通過了“萬眾一心力爭商辦”;“政府如有甘愿違背先朝諭旨,破壞商辦之局,派人來粵強占,我股東力籌對待”;“設立機關部一所”“辦理一切事務,以保全商辦目的”等決議[19]。大會致電郵傳部要求“撤銷國有令,以昭大信”;致電湘、鄂、川三省,表示“唇齒相依,希予支持”;致電省內外股東,希望他們“向政府致電力爭”[20]。這時的廣東剛經過夏歷“三二九”的廣州起義,總督張鳴岐特別警覺,股東大會開會時,派數百名士兵到場彈壓。會后,他向清廷謊報,各股東所爭者“只歸還股東之辦法耳”,而所通過的“反對國有,力爭商辦”案,是由于“公司議事,慣為少數股東所劫制,多數股東不敢發言”[21]。因此他出示把會議決議案取消,勒令另定期召集會議,重行討論。但是,這種橫蠻干預,引起來的是人民更大的憤慨。在反動統治的高壓下,有人想出了另一種抵抗方式,辦法是不用官發紙幣,持票擠兌白銀。在這一號召下,群眾紛紛持票領銀,一日達數十萬,以致市場危險,不可終日[22]。這一行動逼得張鳴岐趕緊向度支、郵傳兩部呼吁挽救。清廷除令兩部先撥借三百萬兩外,再準張鳴岐向日、英、法、德四國銀行貸款五百萬兩,周轉市場,渡過難關。同時令張鳴岐對于擠兌的人,“認真彈壓”,倘有不法行動“立予拿辦”,準其“格殺勿論”[23]。由于反動統治者進一步采取高壓手段,公司股東們及許多保路團體領導人被迫逃到香港,于9月3日在港成立廣東保路會。這天適值狂風大雨,赴會的群眾不下萬人。大會規定保路會“以破債約,保路權,維持完全商辦,聯合川、湘、鄂三省,一致進行為宗旨”。會上通過章程二十八條。并通過派代表進京請愿,遣人赴南洋聯絡華僑,設立分會和將大會情形,宣告中外等決議[24]。廣東反對鐵路“國有”的斗爭得到同盟會的支持和海外僑胞的支援。盡管這一運動(包括湘、鄂),基本上還約束在合法斗爭的方式之內,但它已造成“山雨欲來”的形勢,成為革命運動的前奏。當時有旅越僑胞來信,主張“有劫奪商路者”,也應“格殺勿論”[25]。又一封海外僑胞來信,“聲言現在僑商決意資助黨人,另圖反對政府”[26]。這些都說明了人民對于清政府的倒行逆施,已到了忍無可忍、漸近于短兵相接的地步。Copyright ? mingxiaow.com All Rights Reserved. 杭州優配網絡科技有限公司 版權所有 未經書面允許不得轉載、復制信息內容、建立鏡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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