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鄂、粵三省人民的抗爭

湘、鄂、粵三省人民的抗爭的寫法

湘、鄂、粵三省人民的抗爭介紹

首先起來反對“干路國有”的是湖南。5月9日的“上諭”發表之前,湖南旅京資政院議員羅杰等人已探聽到一些消息,電告長沙方面說“四國借款即日簽押,勢甚危迫,請速力阻”。湖南商辦鐵路公司聞訊后致電軍機處、外務部、度支部、郵傳部,表示“湘路修有成路,力能完全自辦,毋庸另借外債”,并電湘籍京官“設法直接挽救”[1]。5月10日郵傳、度支兩部給四省督撫的電報傳到湖南后,湖南諮議局當天致電有關省份諮議局,要求共同力爭取消“國有”政策[2]。此后長沙各界群眾連日集會,反對“盛宣懷濫借外債,欺君賊民”[3]。12日,到賈公祠開會的有數千人。次日到教育總會開會的又是數千人[4]。各團體署名刊發傳單,說明“湘省粵漢干路為全省命脈所關,將來借債修筑,湘人財產生命均操外人之手,若不極力收回,后果何堪設想”[5]。有一張“四字經”式的傳單,說得很透徹:瓜分中國　今已實行　煙酒新稅　錢糧厘金　一概典押權操外人　硬將鐵路　賣與強鄰　粵漢川漢　國之命根收回自辦　幾歷艱辛　煌煌諭旨　遠近共聞　郵部盛賊買賣交情　利歸己有　扣頭坐分　假傳圣旨　恐嚇愚民實利歸外　國有虛名　國債借入　千兆萬金　我輩擔荷真是不輕　永為牛馬　子子孫孫　用告各界　兵商農工田房抽股　又抽俸薪　募款湊集　血淚縱橫　近年趕筑著著進行　今遭盛賊　拍賣無存　股本喪失　何問紅成嗟嗟此賊　揖盜開門　從此鄉土　雞犬不寧　妻離子散強掘祖墳　為今之計　萬眾一心　誓死不二　斬此奸臣先請大憲　電奏九重　如果不理　動以血忱　大家拚命與賊力爭　保全商辦　分段興工　大家入股　克日告成以保桑梓　以答圣明

全湘人民公白[6]

5月14日,到教育總會來開會的達數萬人,群情激憤。有的演說,有的痛哭,有的斷指,表示與盛宣懷不共戴天。會上除決定于16日由各團體代表到巡撫衙門請愿外,還通過決議:商辦湘路實力進行;召集正式股東會,分段開工;租股、房股、薪股照舊收集;對來湘強事修筑的督辦或外國人,概行抵制;政府如不同意商辦則實行閉市、停課、抗租等十五條辦法。有一張題為《鐵路苦狀告我同胞》[7]的白話文傳單明白表示:我們的抵制他法子,一面人人多拿幾個錢出來,分途開工,趕緊辦路,修一尺是一尺,修一丈是一丈。一面請撫臺出奏,要外務部即日把湖南借款的事情一筆勾銷。在下的想那班賣路的奸賊,一塊肉落在口中,要他吐出來,是難得望的。我們只好拿定一個主意:我們辦我們的路,他借他洋人的錢,我不去管他,也不許他來管我。萬一我們修路的時節,有誰來用強迫手段壓制我們,那時我們做百姓的人,橫直是一條死路,大家把這條性命與他拼一場,在學堂的人大家散學,做生意的人大家閉市,湖南全省的糧餉大家是不肯完的,看他把我們湖南的百姓怎樣辦法呢!在5月16日長沙各團體代表往巡撫衙門請愿的同時,鐵路公司長(沙)株(洲)段工人一萬多人也停工進城舉行請愿游行。他們表示:“如撫臺不允上奏挽回,商須罷市,學須罷課,一般人民須抗租稅?！盵8]巡撫楊文鼎在群眾的壓力面前考慮對策,他一方面答應代奏,另一方面密電瑞澂讓清帝對自己下旨申飭,“若輩見撫臣已受申飭,無可藉口,久則勢散氣渙,不難就范”[9]。他們按照這條“苦肉計”進行部署。6月3日清帝果然對楊文鼎“嚴旨”申飭一番,但是效果不大,除了在一部分膽小的紳士中間,稍起了些“震懾”作用之外,大多數群眾卻因此“愈益憤激”。諮議局議員紛紛辭職,各學堂學生相率停課。到6月16日以后,形勢越加嚴重,楊文鼎不得不揭去偽裝,出動巡防隊、警察隊“沿街穿巷,四處巡邏”,“手擎槍械,如防匪寇”[10]。同時出示禁止開會,取締印刷店,檢查信郵,特別注意學生和軍隊的信件。在反動統治者的高壓和分化政策下,湖南人民反對鐵路“國有”斗爭的第一個高潮暫時被壓下去了。但到9月中旬,長沙各學堂學生聽到四川保路風潮擴大,再次奮起斗爭,實行罷市停課,抗糧拒稅,并且出現了“鐵路協贊會”等幾個組織,密謀革命。新任巡撫余誠格“深慮激動風潮,妨礙大局”,下令不準民間開會結社,并電告湖廣總督瑞澂:“請調常備軍兩營,駐扎岳州,以備不虞?！盵11]反動統治者為了鎮壓人民斗爭,制造恐怖氣氛,使得長沙“居民一夕數驚,大有草木皆兵之象”[12]。這時距武昌起義的發生已經不遠了。湖北的京官哈漢章等多人,也較早地探聽到盛宣懷主持鐵路借款并奏請取消鄂路商辦的消息,曾聯名上書抗爭,指劾盛宣懷罪狀多端。5月9日清帝發布“干路國有”的當天,湖北諮議局剛好在四官殿鐵路公司召集軍、商、學界會議討論借款問題。這天到會者一千多人,會上人們紛紛演說路權損失之利害關系,譴責盛宣懷的賣國罪行,表示非認真對付不可。隨后武漢商民團體聯合會又在小關帝廟集會,反對借款,力爭商辦。這時漢口《大江報》主筆、革命黨人詹大悲,發表了一篇激動人心的“時評”,以《大亂者,救中國之藥石也》為題,揭露清政府賣國媚外的罪行,號召人民采取革命行動。反動統治者對于群眾的愛國行動采取了鎮壓與分化的兩手。湖廣總督瑞澂對倡議爭路者揚言要“格殺勿論”,對保路積極分子進行偵察審查,下令查封了《大江報》,逮捕了詹大悲,判處監禁一年。受命為督辦的端方,則以另一種姿態出現,他設宴招待鄂省京官,積極聯合湘鄂兩省人士,“哀求”他們“相助”[13]。由于湖北商辦鐵路公司集資不多,股款未齊,而且郵傳部擬具的收回辦法中,承認用國家鐵路股票贖買商股,因此“國有”與否對那些上層紳商利害關系并不大。在端方、瑞澂軟硬兼施之下,他們“首先軟化”[14]。連過去曾經慷慨一時表示過“路亡與亡”的諮議局議長、立憲派分子湯化龍也“甘心路亡,而不置議”了[15]!還有少數無恥之徒,為了討好官方,要求武漢各團體列隊車站,歡迎端方的到來,與端方有過一定關系的紳士們,更想“乘此時機運動差缺”[16]。湖北人民的愛國斗爭被立憲派分子和反動紳商們叛賣了。廣東在京京官得知路歸“國有”的消息后,非常激憤。他們聯名參奏盛宣懷“朦蔽圣聰,侵權違法”,質問總協理大臣“此事是否應負連帶之責任”[17]。在廣州方面,也同樣激起反對。6月6日,廣東粵漢鐵路公司舉行股東大會,討論對策,參加會議的股東一千多人。當董事和大股東們提出幾種“轉圜”辦法,如領回資本,別營其他實業,或更換國家鐵路股票時,皆無人同意;當有人提出“仍援原案,堅請商辦”的議案時,“眾皆起立,哄然嗥應,聲震會場”[18]。會上通過了“萬眾一心力爭商辦”;“政府如有甘愿違背先朝諭旨,破壞商辦之局,派人來粵強占,我股東力籌對待”;“設立機關部一所”“辦理一切事務,以保全商辦目的”等決議[19]。大會致電郵傳部要求“撤銷國有令,以昭大信”;致電湘、鄂、川三省,表示“唇齒相依,希予支持”;致電省內外股東,希望他們“向政府致電力爭”[20]。這時的廣東剛經過夏歷“三二九”的廣州起義,總督張鳴岐特別警覺,股東大會開會時,派數百名士兵到場彈壓。會后,他向清廷謊報,各股東所爭者“只歸還股東之辦法耳”,而所通過的“反對國有,力爭商辦”案,是由于“公司議事,慣為少數股東所劫制,多數股東不敢發言”[21]。因此他出示把會議決議案取消,勒令另定期召集會議,重行討論。但是,這種橫蠻干預,引起來的是人民更大的憤慨。在反動統治的高壓下,有人想出了另一種抵抗方式,辦法是不用官發紙幣,持票擠兌白銀。在這一號召下,群眾紛紛持票領銀,一日達數十萬,以致市場危險,不可終日[22]。這一行動逼得張鳴岐趕緊向度支、郵傳兩部呼吁挽救。清廷除令兩部先撥借三百萬兩外,再準張鳴岐向日、英、法、德四國銀行貸款五百萬兩,周轉市場,渡過難關。同時令張鳴岐對于擠兌的人,“認真彈壓”,倘有不法行動“立予拿辦”,準其“格殺勿論”[23]。由于反動統治者進一步采取高壓手段,公司股東們及許多保路團體領導人被迫逃到香港,于9月3日在港成立廣東保路會。這天適值狂風大雨,赴會的群眾不下萬人。大會規定保路會“以破債約,保路權,維持完全商辦,聯合川、湘、鄂三省,一致進行為宗旨”。會上通過章程二十八條。并通過派代表進京請愿,遣人赴南洋聯絡華僑,設立分會和將大會情形,宣告中外等決議[24]。廣東反對鐵路“國有”的斗爭得到同盟會的支持和海外僑胞的支援。盡管這一運動(包括湘、鄂),基本上還約束在合法斗爭的方式之內,但它已造成“山雨欲來”的形勢,成為革命運動的前奏。當時有旅越僑胞來信,主張“有劫奪商路者”,也應“格殺勿論”[25]。又一封海外僑胞來信,“聲言現在僑商決意資助黨人,另圖反對政府”[26]。這些都說明了人民對于清政府的倒行逆施,已到了忍無可忍、漸近于短兵相接的地步。